枪口抵住玻璃时，发出很轻的一声“嗒”。我数过，这是第三十七次了。客厅的老式挂钟恰好敲响十一下，钟摆的铜音在寂静里荡开，惊醒了蜷在我脚边的狸花猫。它竖起尾巴，喉咙里滚出低沉的呜咽，警觉地盯着落地窗的方向。

窗外的探照灯白得刺眼，将我的影子钉在身后的书架上。警方的扩音器混着电流杂音，一遍遍重复着“放下武器，立即投降”。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枪——其实只是把玩具店买来的仿真品，塑料外壳的廉价感在强光下暴露无遗。三天前买它时，店员还笑着问是不是给儿子过生日。

“里面的人听着——”扩音器又响了。

我蹲下身挠了挠猫的下巴。它的毛很软，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某个黄昏，那时候院里还有棵歪脖子枣树，树影在青砖地上拉得老长。父亲坐在门槛上修他的二八大杠，链条油蹭在裤脚也不在意。母亲在厨房擀面，案板发出闷闷的咚咚声。我趴在枣树上够青涩的果子，够不着，急得直晃树枝。

“别晃，枣子没熟呢。”母亲的声音从厨房飘出来，被油烟熏得软糯。

我那时不听劝。后来枣子真的没熟透就落了满地，青白青白的，咬一口满嘴涩。父亲没骂我，只是把落枣扫成一堆埋进树根底下，说“明年就能长好了”。第二年枣树却枯了半边，再往后整棵树都被砍掉，做了院子里那把吱呀作响的躺椅。

躺椅现在还在阳台上。前些天我把它擦了又擦，藤条缝隙里的陈年灰垢怎么也擦不干净，像有些东西渗进骨头里，时间越久越顽固。

“你逃不掉的。”扩音器换了个人声，低沉些，大约是负责人。我认得那个声音，老周。从前住同一条巷子，他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蹲在巷口看人下棋，一看就是一下午。有回我骑车摔进沟里，是他把我捞上来的，裤腿撕了道口子，膝盖渗出血珠。他背着我在巷子里跑，边跑边骂“小兔崽子”，声音急得发颤。

现在我成了他嘴里“里面的人”。他大概不知道是我。他背过的小孩长大了，在玻璃后面用把塑料枪对着他的警车。

我把猫抱起来。它在我怀里挣扎了一下，随即认命地窝好，尾巴尖有节奏地轻拍我的手腕。阳台上晾着半干的衬衫，风从半开的窗缝里挤进来，吹得衬衫下摆一下一下地蹭着晾衣杆，金属的摩擦声在夜里格外清晰。警察的车灯把衬衫照成一片模糊的白，那是我前天才洗的，领口的汗渍用了好多肥皂都没搓净。

“还剩最后十分钟。”老周的声音里有种公事公办的疲惫。我知道他累了。我记得他左手小指少半截，年轻时在厂里被冲床切掉的，他从不避讳给人看那个钝钝的断面，还总笑着说“少一节少干活”。

可我现在让他没法下班。他大概正站在警戒线后面，举着对讲机，眉头拧成个死结。或许还在心里骂娘，骂里面这个神经病到底想要什么。

我想要什么呢？

枪是假的，窗是锁着的，我哪儿也去不了。或者说，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去哪里。三天前我买完这把塑料枪，还去街角的面馆吃了碗阳春面。老板娘认得我，多抓了把葱花，说“好久没见你来了”。面汤上浮着油星，热气糊了我的眼镜。我摘下眼镜擦的时候，看见玻璃上映着对面桌的父女。小女孩把碗里的青菜一根根挑出来堆在桌上，她父亲低声哄着，用筷子把青菜夹回她碗里。如此反复，直到面都坨了。

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母亲做的面。她的手擀面，切得细细的，下锅前总要在案板上撒层薄粉，抖开了再入水。她说这样面条才不粘。我那时嫌她啰嗦，现在想吃也吃不到了。

面馆出来后我往家走，路过巷口的棋摊。几个老头还在，只是面孔全换了。以前是父亲跟他们下，我在旁边看，马走日象飞田，父亲总让我“别支招，观棋不语”。现在没人下棋了，他们只是坐着晒太阳，偶尔下一盘，棋子拍在水泥台上，啪啪地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