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所以需要政策引导。”肖向东抓住机会，“我建议，在‘深港科技走廊’框架下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。特别是半导体、生物医药、新材料这些‘卡脖子’领域——这些领域短期不赚钱，但长期关乎国家竞争力。”

他看了眼手表，还剩三分钟。

“最后说一点个人感想。”肖向东声音放缓，“1992年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说，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’。但科学技术要变成生产力，需要载体。香港和深圳，一个面朝世界，一个背靠内地，如果能形成科技创新的合力，那么‘一国两制’就不只是政治安排，更是发展优势。”

他鞠躬：“我的发言完了。”

掌声不热烈，但持续。主持会议的预委会副主任——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——摘掉眼镜，看向肖向东：“肖先生，你的建议书有完整版吗？”

“有，准备了中英文版本。”

“散会后留一下，我们单独谈谈。”

李卫国在桌子下面对肖向东竖起大拇指。

会议结束已是晚上七点。肖向东和李卫国没参加晚宴，而是溜到会展中心外的海滨长廊。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刚刚点亮，霓虹倒映在海水里，破碎又绚烂。

“成功了。”李卫国难掩激动，“副主任让我把建议书整理成内参，直接报给预委会主任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
“意味着有人听进去了。”肖向东靠在海边栏杆上，海风吹乱他的头发，“但更重要的是执行。概念再好，落地不了就是空话。”

手机震动。是陈思北发来的短信：“已抵港，在铜锣湾酒店。见了一位台湾工程师，聊得深，需当面汇报。”